1949—1954年群众体育制度建设述论

群众体育制度指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的具体工作和生活条件,利用业余时间推广各类体育项目,组织日常锻炼和体育赛会,力求人民普遍参与锻炼,改善人民健康状况的一系列制度。中国的群众体育工作,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红色体育”,但限于客观条件,这项工作长期处于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列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开展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善健康状况“最积极的有效的方法”而受到高度重视。体育工作逐步深入部队、厂矿、学校、机关等,群众体育制度也随之迅速发展。学界一般认为,1954年出台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以下简称劳卫制),标志新中国的第一个群众体育制度正式形成。在此过程中,普及群众体育是一以贯之的方针。1949年“提倡国民体育”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后,党和政府进一步强调,“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搞体育”,并通过开展冬季体育运动,将“经常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写入爱国公约,推广广播体操等多种尝试。

换言之,在劳卫制正式出台以前,党和政府进行了诸多群众体育制度的前期探索。但是,既往研究往往着眼于梳理群众体育的政策法规、列举群众体育的成就,而对群众体育制度的形成过程关注甚少,相关史实尚需进一步梳理,内在理路也有待进一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起步较早且覆盖全国的冬季体育运动为中心,通过对其构想和落实情况的分析,探究劳卫制出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思考新中国体育事业人民性的具体内涵。

党和政府认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必须以新民主主义体育取而代之,让体育“到一切人民中去”。为打破简单依靠赛会搞群众体育的局限,1950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体总筹委会)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冬季体育运动,这是由体育组织统筹领导群众日常锻炼的首次尝试。

自晚清时期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后,各届政府都曾采取措施发展国民体育,但并未改变中国体育薄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以下简称全国体总)筹备会议上指出,“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关乎人民身心健康。因此,“过去的体育”必须加以改造。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改造主要是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前,旧的体育思想主体是源于美国的自然体育,即认为,体育的目的不在于追求健康,而只在“顺应天性”,健康只是“顺应天性”的结果。但实践中,“顺应天性”往往等同于“放任自流”,很多学生上了体育课却从不运动;薄弱的公共体育更没给民众多少“顺应天性”的机会。因此,这就要求“必须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旧体育,严格地批判它们”。体育教育家徐英超认为,“旧体育”既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侵略工具,企图让中国人以为“美国一切都好,甘受他们的奴役”,又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用其“吸引一批人,使之醉心其中,看不见的现实”。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体育界更是直斥美国体育是打着“民主教育”旗号掩饰社会矛盾的工具,“捧明星、养运动员”的竞技体育也只是少数“资本家的摇钱树”。

在批判“旧体育”的同时,党和政府还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观。1949年10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在全国体总筹备会议上指出,新民主主义体育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体育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应有民族的特性”,采纳传统的体育形式;“科学的”体育要“主张团结和进步,把学习政治和发展体育结合起来,即是‘身心’两者都要健康”;“大众的”体育要“为人民服务,并逐渐使体育成为是人民自己的;要改变少数人的运动为国民的普及的运动”。体育必须以促进“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为目的,根植于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中“,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简言之,体育的意义不仅要增进人民健康,而且要促进新民主主义建设。

为了有条不紊地发展人民体育,1949年4月17日,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规定,团组织应“组织青年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加强体格锻炼,并建立各种文化的、艺术的、娱乐体育等团体”。中央也将体育的具体管理工作委托于青年团,从团中央到各级团组织都建立了军事体育部,团支部大都有军体委员。青年团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体育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对此,青年团以北京、天津为基地,广泛联络体育界人士。7月3日,青年团与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合邀请20余名体育界人士座谈,冯文斌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人民大众的体育运动”,受到广泛赞同。9—10月,团中央又邀请马约翰、徐英超等体育界知名人士组成首都人民体育大会筹委会,联合20个人民团体,成功举办了首都人民体育大会。这些工作增进了体育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形成了人民体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也已经解放,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借举办首都人民体育大会的契机,青年团邀请全国各地体育代表赴京,商讨成立全国性体育协会事宜。26日,全国体总筹备会议在京召开,决定改组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全国体总筹委会,冯文彬任主席,委员共108人,其中:华东15人、华中8人、华北9人、西北8人、东北12人、西南5人、华南7人、北京市5人、军队1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3人、全国妇联3人、全国学联3人、全国青联3人、团中央4人、铁路总工会筹委会1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3人、少数民族3人、国术界2人。全国体总筹委会成立后,“经常地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及体育工作者自己的学习,主办座谈会,体育讲座,对工厂、部队的技术辅导”;1950年7月,又创办了《新体育》杂志,以研究和宣传新体育建设。由青年团统筹,以全国体总筹委会为骨架,联动各界人民团体,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体育系统初见雏形。

全国体总筹委会成立之初,主要依靠举办赛会普及群众体育。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7月,全国各地共举办较大规模的体育赛会有72次之多,一些单位举办了工人体育大会,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创举,是体育面向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开始”。但是,随着群众体育工作的深入,赛会日益成为限制体育发展的“瓶颈”之一。

第一,过度依赖赛会难以切实提高体育水平。一方面,赛会项目种类有限,难以带动体育项目的全面发展。以北京为例,1949年举办的首都人民体育大会,竞技项目有田径、拔河,另有篮球、足球、排球表演赛以及团体操和集体游戏展演;1950年又举办了篮球、足球、排球联赛。这些项目流行度高、竞技规则明确,容易开展比赛;而许多尚未广泛流行的项目(如乒乓球)或缺少明确竞技规则的项目(如传统武术)则难以开展赛事。另一方面,参赛者平日缺乏规律、科学的训练,成绩也不尽如人意。例如,1949年2月,哈尔滨举办了第一届冰上运动大会,结果“比赛成绩很低,如男五百米成绩只有一分一秒二,女五百米只有二分十二秒二”。由此可见,赛会对提高体育水平的帮助有限,不能满足当时发展体育的需要。

第二,赛会的辐射范围有限。赛会固然能吸引民众,但参加竞技的往往是本来就喜欢运动的积极分子,不爱运动的人则未必会参与,更不用说为参赛而锻炼了。即使是热门项目,爱好者们也未必会积极参与赛事。1950年初,北京举办冬季篮球赛,报名并不踊跃,甚至影响了整个比赛的日程。虽然体育会上的大团体操和集体游戏“能吸收广大人群参加表演”,但这类项目难以长期开展。

即使个人、单位受到了赛会的鼓舞,自发开始日常锻炼,但如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实践上缺乏有力支持,也很难坚持下来。1950年10月,第二届首都人民体育大会后,北京大学一度实行了早操,“最初很起劲,但后来参加早操的人数又逐渐少了”。学校作为体育工作最成熟、体育资源最丰富的单位尚且如此,其他单位的情况可想而知。与此同时,青年人的健康状况仍然不容乐观。1950年夏,据北京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对北京大学生健康状况的统计显示,患肺病者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北京大学为12.1%、清华大学为7.23%、燕京大学为9.2%、辅仁大学为10%,患其他疾病如神经衰弱、肠胃病等也不在少数。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兵源需求大增,解决群众健康问题更加紧迫。

由此可见,到1950年下半年,转变群众体育的工作方式已迫在眉睫。那么,该从何处着手呢?事实上,由青年团出面建设体育组织,已经暗含了推广群众体育的基本策略——凭借体育组织的有力领导,将日常锻炼组织化、系统化。1949年,全国体总筹委会尚未来得及建立各级分支,全国各地青年团“广泛开展冬学运动”就将体育纳入冬学内容,但因冬学内容繁多,并未系统规划和开展体育活动。1950年,全国体总筹委会的组织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正式成立了东北、西北、中南总分会筹委会,9个市体育分会,17个市体育分筹委会,5个省体育分会,7个省体育分筹委会,为落实上述基本策略提供了较好的组织基础。

普及群众体育的关键在于找到落实的契机和具体形式,于是,组织冬季体育运动便成为全国体总推广群众体育的突破口。

一方面,冬季体育运动是群众体育的薄弱环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冬季气候寒冷,人们外出锻炼的意愿大大降低,积雪冻冰也让相当一部分体育场地无法使用。然而,锻炼贵在坚持,只有加强冬季体育这一薄弱环节,才能让全年的努力收到实效。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节奏为冬季体育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冬季是农闲时节,农村群众搞文体活动的意愿更强;学校恰逢寒假,学生搞体育的时间更多,体育工作者也有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服务中。

有鉴于此,1950年11月18日,全国体总筹委会发布了《为开展冬季体育运动对各地分会或分筹会的指示》(以下称《指示》),要求各地自当年11月起到1951年1月底止的3个月内,普遍开展几项简单易行、适宜冬季气候的体育运动,是为首次全国冬季体育运动。为落实群众体育工作的基本策略,全国体总筹委会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求各地体育机构结合形势与政策,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并按照当地情况拟出详细具体的计划,让锻炼持续下去;二是强调上下级体育机构的联动,要求各分支机构“与本会取得密切联系,每月将开展情况汇报一次”,这既可以督促基层组织努力履行职能,也有助于及时汇总经验教训,指导日后工作。全国体总筹委会希望通过以上安排,让群众体育工作在统一、有序的基础上灵活适应各地实际,“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日常锻炼。从《指示》中的构想可见,全国体总筹委会针对日常工作的薄弱环节,发动、引导群众找到日常锻炼的方法,形成日常锻炼的观念和习惯,从而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全国体总筹委会在《指示》中一方面构想了冬季体育运动的理想效果,另一方面则基于对普及群众体育艰巨性的认识提出了灵活的工作方法。首次全国冬季体育运动虽未能完全达到理想效果,但在推行体育锻炼标准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冬季体育运动开始后,全国体总筹委会率先开展宣传,在《新体育》上刊登技术教学文章,介绍了跳绳、越野跑、滑冰等多项适合冬季的体育项目。为方便基层体育工作者和群众自学,文章内容浅显而详尽。以介绍花样滑冰为例,文章先讲冰刀的选择方法,再讲初学滑冰如何站稳等,最后才介绍常见图案的滑法。每期《新体育》的“各地报导”专栏则集中展示了各地的体育工作动态,从中也可看到各地开展体育工作的积极态度。例如,在山西,省体育分会特确定1950年11月为工人体育竞赛月、12月为部队体育竞赛月,1951年1—2月为农民体育竞赛月,增强了宣传动员工作的针对性。在山东,青岛市体育分会筹委会从1950年12月开始举办周日足篮球联赛;济南则结合抗美援朝的形势,在1951年1月14日举行了全市抗美援朝赛跑。从工作动态的反馈来看,各地在发展特色项目、开展精准动员、结合时事宣讲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当然,此次冬季体育运动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其留存至今的史料很少,且基本上是成功经验的总结,但是,从这些经验总结的陈述以及群众体育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些问题中,仍能窥探出当年开展冬季体育运动面临的困难。

首先,长期存在轻视体育的观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自然体育的“放任自流”本已让人们以为体育只是“玩物丧志”,解放战争期间,体育课甚至从许多学校的课程中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运动虽然得到大力提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有不少人认为“劳动就是体育,劳动者不必去搞体育”,学生搞体育“是浪费时间”,员搞体育“蹦蹦跶跶那像个啥样”,体弱者搞体育“身体怎么能行呢”。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了人们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因此,动员大众参与体育运动需要长期、细致的思想工作,即使在体育基础较好的教育界,体育教师也要想尽办法进行说服教育,不仅要在学生代表中做工作,还要联合班主任分头做各班同学的工作,才能让全校的体育活动开展起来。事实上,在短短3个月的冬季体育运动期内,要把广大群众全面发动起来,客观上很难实现。直至1954年,全国尚有不少地方的体育运动“开展得不很好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开展”。

其次,地方体育机构的组织建设仍不充分,上下级体育机构间的联系不够通畅。截至1950年下半年,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仅建立了省级体育机构,县市级机构数量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大城市;还有一些城市“有体育会的组织,但未与总会建立联系”。全国体总筹委会要求各分支机构每月汇报工作,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底,广东省体育分会仍苦于省内“领导体育运动的机构往往上下不通气”;即使是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体委)后,机构建设不充分仍是开展体育运动的主要困难之一。因而,此次冬季体育运动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例如,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虽然各地举办了很多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体育赛会,也有因体弱落选志愿军的青年学子告诫同学们加紧锻炼,但从《新体育》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刊登的内容来看,体育机构对抗美援朝的支援仍以自发、零散的赛会和对美国体育的批判为主,而未能系统地以抗美援朝为主题,宣传冬季体育或组织日常锻炼。

最后,体育资源匮乏也制约着冬季体育运动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经济凋敝,体育器材和人才短缺问题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财政还很困难,还有相当大的军费开支,生产事业需要恢复,灾区人民需要救济”,体育资源奇缺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虽然各地想方设法因陋就简添置了一些体育设施,开设了速成班培养体育骨干,但体育运动水平低、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例如,广东就呈现出了“潮汕、珠江、粤中等专区,体育运动较发达,但北江、高雷等专区却较差”的区域差距。因此,当时很多地区受体育资源匮乏限制而无法全面支持体育运动的开展。

此次冬季体育运动,虽然因种种条件限制而难以完全达到《指示》的预期效果,但正如上文所述,种种新的尝试使群众体育工作取得明显进步。而且,全国体总筹委会对普及群众体育的艰巨性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在生产发展经济好转以后,体育的发展才能得到好的经济基础的支持;也只有在劳动人民生活改善和文化提高以后,普遍开展体育运动才有进一步的可能,同时,要发展体育运动,就必须有大量从事体育工作的干部”。因此,工作切忌过快过急,“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稳步前进”。为此,全国体总筹委会对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具体落实方法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指示》并未强制规定冬季体育的内容与形式,也未“一刀切”地制定强制性的指标,只是参照此前的群众体育工作方法,给出了原则性指导:可以篮球、足球为主,辅以冰上运动、越野赛跑等项举行比赛;也可根据需要及可能,对各工厂和部队进行一定的辅导工作等。在此基础上,由各地自主探索新举措,其中一项重要尝试就是试点推行体育锻炼标准。

在各地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举措中,1951年1月,北京市体育分会出台的体育锻炼标准尤为引人注目。该标准第一次用测试的形式提供了明确、量化的锻炼指南,对于群众体育制度建设具有关键意义。

拟定体育锻炼标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劳卫制。早在1950年8月,《新体育》便已经刊文介绍了这种“使得苏联青年男女成为健壮、吃苦、耐劳、坚定、能克服任何困难的青年”的锻炼方法。劳卫制规定,锻炼标准按年龄分为初、中、高三级,每一级都有普通科目(必测科目)与选测科目。其中,普通科目(必测科目)为具有一般发展和实用意义的训练,包括体操、武装障碍赛跑、田径赛、游泳、滑雪、竞走等;选测科目则分为速度、敏捷、耐力、体力等级别,测试者须从中选择一组。两类科目均达到相应组别标准者,可获得“劳动国防准备”证章。1950年9月,全国体总筹委会派出访问团赴苏联考察体育工作。访问团实地了解到,作为全苏普及与提高体育运动的两个制度之一(另一制度为运动员等级制度),各学校、工厂、部队、机关的体育基层组织,在体育工作计划里,都以“准备劳动与国防”为标准进行训练与测验。按照这一标准,日常的体育工作也如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有计划地进行,有五年计划、一年计划,部分基层组织还有一季、一月的计划。这样就解决了日常体育工作目标性弱、随意性强的问题,让全面、长期开展体育运动成为可能。

1951年1月,北京出台的体育锻炼标准,即仿效苏联劳卫制量化日常锻炼的尝试。但是,北京在推行新政策时,同样采取了稳中有进的策略。一方面,北京并未急于将其推向全社会,而是优先选择了体育运动基础较好、资源相对比较充足、青年人集中的大中学校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出去。另一方面,北京在此次冬季体育运动期间未强制要求所有学生达到体育锻炼标准。在试点单位,冬季体育运动仍以自发响应号召为主。例如,清华大学的学生认为越野赛跑在冬天是一项很好的运动,遂每天越野跑,参与者达500人。按照全国体总筹委会重视宣传工作的指示,北京将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学习上,集中利用寒假领导全市中等学校体育工作者学习劳卫制,进而让他们充分理解体育锻炼标准。良好的宣传工作对劳卫制的高效执行至关重要。2月底,在寒假结束后,北京四中在第一次班主任会上就听取和讨论了体育教师的劳卫制报告,并在开学典礼上做了全校动员和部署。全校师生从北京市体育分会规定的项目中选出能够开展的项目20种,于3月14日宣布实施。体育锻炼标准初次试点,既让清华大学、北京四中的同学们体育锻炼氛围更加浓厚,也证明了以量化方式推进日常锻炼组织化、系统化在当时是可行的。

在全国体总筹委会和各地分支机构的努力下,此次冬季体育运动成效显著。春季学期开始后,劳卫制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四中顺利推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有效性。此后,冬季体育运动成为各级体育机构历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并日渐成熟和完善。这一过程中提炼出的工作方法深刻影响了群众体育工作的全局,对群众体育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次冬季体育运动的开展表明,坚强的组织领导对普及群众体育至关重要。1951年11月,青年团中央下发《关于青年团组织参加1951年冬季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团委及团的基层组织“即着手准备并参加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工作……在今年冬季,开展各种适合于冬季的,少花钱或不花钱的,为群众所欢迎的各项运动”,应制定并汇报体育锻炼计划,指定专门的干部负责,并协助体育机构培养骨干、开展宣传、维护设施等。团组织直接负责,显示了党和政府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坚强决心,有利于冬季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1952年,全国体总和全国体委先后正式成立;1953年4月,全国体委主持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制定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群众体育进一步纳入政府日常工作。

随着冬季体育工作组织性增强,以制定体育锻炼标准指导锻炼的举措也逐步得到完善和推广。首先,在季节特点和学校寒暑假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体育锻炼标准,季节性体育运动的开展时间段有所增加。例如,1951年,北京市分别出台了暑期体育锻炼标准和冬季体育锻炼标准,暑期标准以水上运动、短跑、田赛项目为主,冬季标准则以冰上运动、长跑和体操为主。其次,根据试行状况调整体育锻炼标准的内容。以北京市1951年12月发布的冬季体育锻炼标准为例,为方便组织全市统一测试,将试行阶段开展的20余种项目减少为劳卫体操、长距离跑、体能(引体向上、双杠推起、爬绳、俯卧撑、仰卧起坐)、滑冰或滑冰车、跳绳5类,共9个必测项目,每类项目均设及格、优秀两级标准。最后,推行体育锻炼标准的地区也不断增加。例如,北京自1951年夏季起,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范围已经从试点单位拓展到了“全体留京学生”;当年底,上海、济南等多个城市也纷纷效仿,由市体育分会牵头,联合团组织、政府部门和学校,结合既有的标准和当地体育活动记录,推行了本地体育锻炼标准。

在实施季节性体育锻炼标准的基础上,使广大青年学生“从容地进行锻炼,同时也便于各级领导进行工作”,便成为此后群众体育工作的方向。1952年,北京市将暑期和冬季标准修订整合,分别制定了面向中学生和高等学校学生的体育锻炼标准。该标准不仅要照顾全年体育运动的需要,而且要发挥对日常教学的指导作用,因此扩充了四大类选测项目(体力、速度、耐力、灵敏),其测试权也下放到各校,由各校结合场地、设备及体育课程等选定本校项目供学生选择。此后,推行全年性体育锻炼标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1952年冬季,体育锻炼标准已经推行至西部县城的校园。体育锻炼标准的广泛推行,让教育系统率先形成了以劳卫制为中心的体育教学和活动体制,为1954年全面推行劳卫制打下了基础。

体育锻炼标准随着冬季体育运动的开展而日益完善,与此同时,前者的推行又有利于后者更系统地开展。1951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持续深入,全国体总筹委会响应中央“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努力使体育运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次成为冬季体育运动的主题和主线。在运动开展前夕,全国体总筹委会就邀请战斗英雄在《新体育》杂志上现身说法,用解放战争中“一个排打退敌人多次的进攻”和抗美援朝中“坚持八天八夜的行军和激烈战斗”等经历,阐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在开展日常锻炼时,体育锻炼标准与巩固国防、建设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阐明。1952年1月,《新体育》刊登了一幅冬季体育宣传画,画面底部展示了跑步、跳绳、滑冰等多种运动项目,主体部分是佩戴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证章的青年男女,背景则是象征生产的厂房和象征国防的战斗机,清晰地展现了“锻炼—达标—身体健康—建设和保卫国家”的内在联系。这就将体育锻炼的权利和义务统一于制度化的日常锻炼,并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得以沿袭,只是义务的具体内容有所转变,即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虽然在1954年前,作为劳卫制前身的体育锻炼标准仅在教育界使用,但其他类似的标准化、日常化锻炼方式已经在社会各界全面推广,其中以广播体操最为典型。1951年11月,由全国体总筹委会牵头,联合其他部委等发布《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决定从当年12月1日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体操节目,体操格式由全国体总筹委会制定。这是普及国民体育的一个重要步骤。该通知认为,广播体操“是最基本最简单,因而也是最易于普及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不仅能够改善广大人民的健康状况,而且还能引起他们参加其他体育活动的广泛兴趣。此后,各机关、厂矿、农村纷纷组织开展广播操活动,一些单位还自编了时长、内容与本单位工作更适应的工间操。随着体育机构和相关群团组织在基层日益完善,广播操、工间操等日常锻炼方案与组织执行能力相结合,一套系统的日常锻炼制度逐渐形成。

随着冬季体育运动的成熟,基层体育资源和体育活动日益丰富,锻炼的日常化和方法日益规范化促进了体育竞技水平的提高。冰上运动的进步突出体现了发展群众体育对提升竞技水平的作用。

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广大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为开展冰雪运动提供了自然条件。中国古代即有“冰嬉”传统,近代以来,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橇、冰帆、冰球等项目纷纷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冰上运动虽是北方冬天常见的休闲方式之一,但缺少系统的赛事和训练,水平不高。从1950年起,在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号召下,冰上运动由于适合自然条件、成本较低,遂成为北方地区重点提倡的项目之一。除部分地方政府浇筑了公共冰场外,全国体总筹委会也在《新体育》专文介绍了利用天然水区、空地、游泳池浇筑冰场的方法,以便有条件的单位自行操作。北方试行冬季体育锻炼标准的地区也纷纷将滑冰列入测试项目。

在东北地区,冰上运动尤其受重视。以哈尔滨为例,除每年元旦举办全市滑冰大会外,从1952年起,该市有条件的部分中、小学校开始上滑冰课,每年冬季课时为10—14节,主要是学习速度滑冰,也学习花样滑冰和冰球,没有条件上冰上运动课的学校开展了冰雪游戏活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贯彻以培养骨干带动普及体育的方针,1950年,哈尔滨市体育会成立后,对冰上运动开始了正规化训练和比赛。训练班的学员既有学校师生、机关职员,也有厂矿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在每年冬季以不影响工作与学习为原则进行业余训练,着重强化基本能力和弥补技术弱点。经过3个月训练,无论是在技术还是速度、耐力等方面,受训学员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学员除在受训期间参加相关比赛外,还赴市内公共滑冰场做临场指导工作,并深入“哈军事工程学院、农学院、哈工大及四平空军部队做技术表演与指导”,将训练成果反哺给人民群众。

随着冬季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冰上运动进一步普及,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为开展冰上竞技活动创造了良好氛围。1953年2月15—19日,首届全国冰上运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共设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3个竞技大类,另有集体冰上表演。参加的单位有中国人民、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华北、东北、西北行政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有193名,其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学生和医生等,包括汉、满、蒙、回、朝鲜、塔塔尔、哈萨克、尔8个民族。比赛结果是:东北区获得金色奖章26枚、银色奖章15枚、钨色奖章6枚、铜色奖章8枚,华北区获得金色奖章6枚、银色奖章13枚、钨色奖章2枚、铜色奖章2枚,获得银色奖章5枚、钨色奖章2枚、铜色奖章2枚,铁路系统获得金色奖章1枚、钨色奖章3枚、铜色奖章1枚,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北区代表队各获得纪念锦旗1面。从比赛成绩来看,冰上运动竞技水平比1949年有了明显进步。此次大会的500米速滑项目,男子前六名均在55秒内,女子前六名均在1分11秒内。

全国冰上运动竞技水平的迅速提升,使广大冬季体育运动工作者进一步坚定了普及冰上运动的工作方向。1954年5月,全国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将滑冰列为选测项目;10月,全国体委专门发布《关于积极开展冰上运动的指示》,要求“凡是能开展冰上运动的地区必须及时做好准备工作,努力创造条件,大力开展冰上运动”,从场地修建、设备订购、活动组织、安全管理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支持。该指示的发布标志着冰上项目成为冬季群众体育运动的重中之重,是此后体育工作的一大专项。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体育制度建设中,冬季体育运动是一次重要尝试。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季节因素的制约,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开发和利用了体育资源,促进了体育项目的多样化,探索了体育日常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人民群众的体育参与意愿和参与度都有所提高。冬季体育运动让冰上竞技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体现了以普及群众体育促进竞技水平提高的合理性。冬季体育运动的坚持和完善过程,反映了群众体育制度建设的特点:既贯彻了群众路线,重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也秉承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试点—经验总结—推广经验”的不断循环,寻求最可行的方案。因此,群众体育制度的建设虽然学习了苏联,但又并不是对苏联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根植于新民主主义的体育观。体育应走向人民,前提在于,体育是实现生命健康权的重要途径,而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群众体育制度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反映了体育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

体育能够增强体质,保障生命健康权,因此人民有参与体育的权利;成为健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保家卫国、发展生产,是实现人之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由之路,因此人民有锻炼的义务。归根结底,人民履行体育义务,是为了运用生命健康权捍卫当家做主的地位,从而进一步保障生命健康权。这种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是在历史情境中理解新中国体育政策的关键。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